中国超级智库,提高国际影响力需

  危机过后经济如何复苏?新的医改方案怎样制定?……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在政府的背后,有一大批来自官方和民间的研究机构运筹帷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智库,又称“思想库”或“智囊团”,在政府决策中扮演着“谋士”的角色。
  
  7月2日在京召开的“全球智库峰会”,正向世界展示中国智库的风采。
  
  政府智囊
  
  为中央决策贡献“高见”

  
  据最新研究统计,中国智库已达2000多家,美国为1777家,在数量上已超过美国。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高校及各部委所属研究机构,构成了我国的高层智库体系。每逢政府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或是解决民生问题,这些智囊机构都会各显身手,出谋划策。
  
  医疗改革问题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2008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交了新一轮的医改方案,方案提出必须坚持政府干预为主导的医疗服务。今年4月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已将这一提议纳入其中,明确提出,我国将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
  
  在各国政府着力应对金融危机形势下,今年3月成立的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被寄予厚望。“相对于其他官方智库,国经中心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半官方半民间智库。”一位民间智库的研究者说。
  
  近3个月来,国经中心已对国际重大经济热点问题展开研究,并向中央提交了十几份研究报告。在全球智库峰会上,国经中心将与国外知名智库共同探究世界经济复苏之道。
  
  民间智库
  
  搭建政府与民间的桥梁

  
  除了上述中央的官方智囊团,社会上还活跃着一批汇集智慧之士的民间智库。它们直面现实,研究社会问题,常常成为政府“问计于民”的重要对象。
  
  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智库的发展就已崭露头角。1988年,四通公司成立的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是中国当代第一个正式的民间智库。随后陆续有一些学者走出政府机关大门,下海创办了一批非官方的民间研究机构。中国民间学者曹思源认为,“相对于官方智库,扎根于民间的研究机构在反映民意上有自身优势,同时为完善政府决策提供了许多创见。”
  
  “我们制定的公共预算改革方案已在浙江温岭试验5年,这一方案以后将会向全国推广。”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自豪地说,“近20年来,民间研究机构为社会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和智慧,成功扮演着联结民间与政府的角色。”
  
  谈到民间智库未来的发展,曹思源信心十足:“资金、政策的限制并不是问题,只要智库能为社会输送思想,未来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对此,李凡也有同感,他说:“专业决定影响力,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关键,在于要靠自身的专业力量来影响政府,影响社会。”
  
  智库建设
  
  需要扶持和扩大影响力
  

  除了关注本国事务,中国智库也广泛开展与国外智库的交流,与美国兰德公司、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等知名智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但目前中国智库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中国多年来缺少政府之外的智库与国际智库沟通,急需建立这一全新的公关渠道,塑造中国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谈到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的目标时,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
  
  经常去国外考察的学者仲大军认为,我国智库大多为政府机构管辖,独立性不强,而民间智库则受经费、政策等限制,发展缓慢。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提高中国的影响力和软实力,中国的智库建设还需“补钙”。从事NGO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认为,社会需要一个高效、多元化的智库体系,民间智库应得到扶持和引导。他认为,政府要在资金、政策、法律上支持智库建设,尤其为民间智库提供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包括放松登记注册限制,建立社会非营利性公益基金等。

摘要:
7月2日至4日,以“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为主题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
  
7“中国超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醒目亮相7月2日至4日,以“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为主题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
  
7月2日至4日,以“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为主题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以及30多家全球顶级智库、100多名前政要、诺贝尔奖得主、全球500强企业CEO汇聚一堂。重要的是,这次举世瞩目的智库峰会主办方,是成立不到4个月、新近被誉为“中国最高智库”、“中国超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先,中国无论是国家级、省级还是各地高校,均设有被誉为“智库”的相应科研机构,并多集纳了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何以此次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甫一亮相,就引起中外的广泛关注呢?
  的确,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Think
Tank)即智囊机构、智囊团,最初也称“思想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
  从全球趋势看,智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乃至社会生活等决策的渗透也越来越深。目前全球智库约6000家,其中近1800家在美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各地有超过2000家智库。主要分三大类:一是最高阶的国家直属大单位,如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还包括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研究机构,比如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的研究所等,约有200家;二是各大学的研究机构,如北大、清华、复旦等大学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全国大概700至800家左右;三是各省级研究机构,还有一些民间智库。不过,它们都是有政府提供全额财政支持的官办机构,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即便如此,和美国兰德公司、布鲁斯金学会等国际顶尖智库相比,实力皆相去甚远。
  据了解,这个智库是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批示成立的,它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与原来的一些研究中心相比,这个“国经中心”立意更高,视野更广阔,它致力于国际经济专题研究,同时加强与国际知名智库的对等交流,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力争使中国成为亚洲重要的政策话语中心。
  该中心的规格很高,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任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团队包括中国政、商、学界一大批在任和退休的部长级官员,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国际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理事会成员有现任部长如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和张国宝等;有国开行董事长陈元、中投董事长楼继伟、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戴相龙等;有来自地方、部委、核心研究部门的资深人士,如中央政研室原主任滕文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国研室原主任魏礼群、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等,秘书长是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还包括香港政、商、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如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为常务理事,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分别出任执行副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应邀担任顾问。
 该中心标明的方向是: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融汇高层、权威资源,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郑新立表示,要把中心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民间智库,为中国的智库建设作出有益探索。“国经中心”的四大职能是:研究经济问题、开展经济交流、促进经济合作和提供咨询服务。无疑研究是该中心的核心职能,其研究工作要实行开放式的组织管理形式,同国内的各个智库保持密切的联系,每周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每次都讨论一个重要题目,请国内对该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演讲,大家再发表意见。每个月要开一次“经济每月谈”,着重研讨一个重点题目。同时,通过刊物《要情》、《研究报告》、《信息反应》和《智库言论》上传下达。
  据悉,“国经中心”创立时,国家财政拨了500万元开办费,以后就不管了。郑新立说,中心成立了专门的基金来筹资,即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并设有董事会。基金的来源要多元化,并准备委托市场化的单位来经营,用基金增值的收入来支持公益性课题的研究,这种方式与国外智库的运作方式一样。目前的总目标是筹资规模达到5亿元,全部市场化运作,不用国家一分钱,这有利于保持中心研究的独立性。据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国经中心执行副理事长陈元介绍,“基金的运作关键是要做到严格管理、透明运转、高效使用,接受有关方面的监督,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其他智库基金管理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我们的基金管理和运作水平。”
  在美国,智库有一大特色就是“旋转门”机制。所谓“旋转门”,是指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有人甚至“旋转”两三次,使政府保持活力,使智库成为为政府培植、储备人才的地方。正因如此,发达国家智库的社会能量相当大,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对政府决策、公共舆论有着十分直接的影响力。是以美国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是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经政府采纳实施,足见智库的参与度、公信力都很高。同时,智库在对外交往中也有特殊作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就有多位担任过驻外大使,积累了深厚人脉,在世界舞台往往左右逢源。而且智库乃专家精英汇聚之所在,其声音往往更具说服力。
  反观中国,长期以来要成立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思想智库在实际操作上的确困难重重。多年来缺乏政府之外的智库的声音与灼见,更毋言与国际智库的沟通交流。而今在世界急遽发展的新形势下,亟需建立一全新的公关渠道,来塑造中国的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有专家认为,该中心的成立,正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可能的话,智库通过集纳与交流一流学者与高级官员,尽管不必形成“旋转门”机制,但通过扩大宏观视野和科学分析判断能力,将有力推进政府的执政能力决策水平,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遏阻官员的贪渎乃至腐败行为。而这些,的确是值得乐观预期的。(编辑
苏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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