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弭文革戾气树立宪法权威刻不容缓,让我不再盲从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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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风云人物陈小鲁:十年“文革”让我不再盲从迷信

2013/11/15 | 徐伟| 阅读次数:5686| 收藏本文

摘要:时隔47年后,陈小鲁因回母校北京八中组织“文革”道歉会再一次出名了,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名字,他感到很意外。47年前,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北京市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是大名鼎鼎的“西纠”发起人,他曾组织过3000多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北京市教育局和西城区重点中学的“黑线人物”。40多年后,他为自己当年的种种荒诞行为,作出公开而诚恳的道歉。

时隔47年后,陈小鲁因回母校北京八中组织“文革”道歉会再一次出名了,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名字,他感到很意外。

47年前,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北京市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是大名鼎鼎的“西纠”发起人,他曾组织过3000多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北京市教育局和西城区重点中学的“黑线人物”。40多年后,他为自己当年的种种荒诞行为,作出公开而诚恳的道歉。

陈小鲁是中共元老陈毅元帅之子,作为一名标准的“红二代”,如此正式高调地为“文革”道歉,自然引发外界各种解读和猜想。由于大陆官方一段时间内对“文革”历史成因的探究顾虑重重,许多年轻人并不知晓那段红色恐怖历史,近期,在一些群体中甚至出现了“文革”翻案风,这正是陈小鲁觉得有必要道歉的原因之一。

在北京雨儿胡同的家中,陈小鲁接受了《凤凰周刊》记者的专访,畅谈了自己的“文革”经历和公开道歉的心路历程。时隔四十多年后再来回顾那段历史,尤其是在公开道歉以后,陈小鲁已经非常释然,对记者提出的诸多质疑,他也并不避讳。

他一再强调,道歉是个人行为,“我在道歉中没有提毛泽东,没有提‘四人帮’,没有提任何人。我是在做自我批评,我希望能找出犯错的原因,让后人避免重蹈覆辙。”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高三的学生,时年20岁。

因为是“开国元勋”之子,再加上平时接人待物成熟稳重,学习成绩优异,他在同学当中有相当高的威望,是学生中的精神领袖。

八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采取“三三制”原则招生,即学生中1/3是干部子弟,1/3是普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子女,还有1/3是出身不太好、家庭有问题的“黑五类”子弟。在“出身论”“血统论”盛行的年代,这种出身差异,让学生之间有着天然无法消弭的隔阂。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陈小鲁在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一书中写道。外界纷纷扰扰的政治气氛,让本应该在学校好好读书的学生,在政治上过分早熟。尤其是干部子弟,因为掌握更多的“内部信息”,他们比其他学生更是先知先觉。

“文革”一开始,便宣布取消高考,停课闹革命,这让正值高三、背负着高考压力的陈小鲁兴奋不已。

没过多久,全国局势大乱,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一次,在吃饭的时候,陈毅问陈小鲁,“‘文化大革命’来势汹汹,你们学校怎么样了?”陈小鲁说,学校停课了。

陈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对“文革”仍然心存疑虑。他对儿子说,你要积极参加运动,但要把握住自己,谨慎从事,并提出“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也不要问,别人问就说不知道。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你也不要跟我说”。

就这样,父子之间划清了界线,也等于是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时局的变幻莫测,让所有人都谨小慎微。“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1966年6月9日,北京八中发生了“老黄卖血事件”。“老黄”是八中的工友,因生活艰难卖过几次血,这件事被学生发掘了出来,在学校贴了大字报,学生们认为学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于是把学校领导揪到台上进行质问。

随后,团中央派工作组到八中,宣布校领导靠边站、写检讨,把学校控制了起来,但揭发来揭发去,并没有发现学校领导有多少问题。陈小鲁回忆道,在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大家都觉得很枯燥,但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当时,毛泽东对学校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令,学生们暗自揣摩,究竟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终答案是,“不是一般老师,而是校领导”。

陈小鲁说,“我们当时对校领导的基本看法是,北京市是一个‘黑帮’,官话叫‘反党集团’,就是‘彭罗陆杨’。他们有一个组织系统,包括北京市委、区委,到校内党支部,有一条黑线。校领导就是‘黑线人物’,而我们八中又是好学校,尤其在北京是个典型,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工作组进校没两天,学校就召开教职员工大会,陈小鲁作为学生代表在会上激情澎湃地讲话。他讲,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们当时只是要破除‘师道尊严’,动员老师起来造校领导的反,因为老师们经受了‘反右’斗争,不敢说话,但我们认为老师是知情人,因为老师离校领导比我们近。”

当时,北京许多学校都出现了殴打老师的情况,但是,作为八中学生领袖的陈小鲁认为,多数老师都是团结的对象,只有个别能揭发出是“特务”或者“现行反革命”的除外。因为陈小鲁不主张斗老师,所以在八中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批斗老师的情况。

而对于同学,在陈小鲁眼里,则更应该是团结的对象,而不是斗争的对象。有同学主动提出要去抄自己家,陈小鲁反问,“我们都是同学,抄什么家?”他要那位同学回去整理家里的东西,把“不好”的东西处理掉。陈小鲁的这种态度,让那位同学心怀感激。几十年之后,在陈小鲁公开道歉后,这位同学立即发来短信表示支持。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宣布撤销工作组。随后,各校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革委会”来领导学校的运动。

陈小鲁原本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但对“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搞,他心里也很虚,所以当时并不想进校革委会。可选举的结果,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差20多票就是满票,他被选为校革委会主任。

不过,陈小鲁的名字第一次广为人知,是因为他以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了“解散民主党派”的通令。这在今天看来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在当时却如儿戏般进行了,由此也可见,那是一个何其荒诞的年代。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会想要解散民主党派时,陈小鲁长长地喟叹,“这多少有点因为年轻呐!当时“破四旧”,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而且红卫兵都有出版的权利,就像现在写博客一样,可以随便写,写完了可以让印厂免费印刷,印完了就拿去散发、张贴,也没有人监督。我们也想写,也想表现一下自己嘛,最后我就想到民主党派还没人碰。”

为此,他们先学习了毛泽东的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讲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但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错误,另一个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改造。

“我们当时认为第一条肯定没有问题,共产党领导没有错误,毛主席领导怎么会有错呢?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领导错了。我当时觉得第二点他们没有做到,所以提出要把民主党派解散了”。

于是,他们以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即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竟把这事给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好要怎么解散,以为民主党派自己解散就完了,陈小鲁灵机一动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派车接你们。结果八个民主党派的大印都被没收了。

没想到这件事马上传开了,陈小鲁的名气陡增,他并没有意识到此事的重大性,“这事多少有点闹着玩,但它的牵动很大。”陈小鲁对记者说。

两天后,主管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的李富春把陈小鲁叫去训话,说你们好大的胆子,什么都敢管,连中央的事情都敢管。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

1966年8月18日,“文化大革命”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了上百万红卫兵,陈小鲁也跟着疯狂的人群高呼“毛主席万岁”。

如果说在“8·18”之前,局势还可以控制的话,那么在“8·18”之后,形势已经完全失控。因为毛泽东在天安门给一位红卫兵改名字时说了一句“要武嘛”,红卫兵认为这是个号召,武斗就控制不住了。

此前,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十六条”,陈小鲁逐字逐句地学习,读到“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他自以为找到了方向。

他认为,运动搞了两个多月,没听说批斗北京教育系统的走资派,既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应该批。他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校领导的批判会。

除了八中外,陈小鲁还联络了四中、六中,他们欣然同意参加;他又到北京市教育局,邀请教育局的群众组织,他们也表示支持,并积极商定发言人,最后把场地安排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正好能容纳四、六、八中的3000人。

8月19日,批判会如期举行,陈小鲁坐在主席台上,他不是主持人,也没有发言。他原本单纯地以为,批判会就是组织一些人发言,喊喊口号,发完言就该结束了。

没想到意外很快发生,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抡起皮带抽那些书记、校长,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陈小鲁挡也挡不住。慌乱之中,他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这样才停了下来。

据八中当时的校长温寒江回忆,自己是被几个高一的学生押着,一路小跑才到的音乐堂,一路上被学生用皮带抽打。在批判会结束之后,还被打了整整3个小时。

批判会结束后一两天,死亡很快发生了,八中党委书记华锦因不堪虐待,上吊自杀。陈小鲁至今追悔莫及,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音乐堂的武斗和华锦书记的死,给陈小鲁带来极大震撼,虽然他始终反对打人,但作为批判会的发起人,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思想也渐渐地由激进的革命造反转为保守。

当时,北京城一片混乱,打人、抄家、批斗都没人敢管。周恩来也讲,“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

听到这个消息,陈小鲁认为,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应该有人来管。别人不敢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他说:“十六条有规定,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嘛!”

于是,他萌生了成立一个纠察队的想法,目的就是检查纪律、维持秩序、纠正红卫兵当中的不良作风,遏制红卫兵在“破四旧”、批斗领导过程中不讲政策的行为。

陈小鲁与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分子,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统一调度。之所以是“西城纠察队”,是因为四、六、八中都在西城区,“我们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就可以了,海淀、东城的太大了,我们管不了。”

结果一拍即合,8月25日,西纠成立,由北京四中的学生领袖孔丹担任西纠总司令,秦晓任宣传部部长。孔丹是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和周恩来秘书许明之子,秦晓则是中科院副秘书长秦力生之子,因为都是“红二代”领导,可以与中央直接联系,西纠的影响力非常大。

对于西纠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学者有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西纠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治安、保护老干部、规范批斗会的规格和纪律等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西纠是一个暴力组织,鼓吹“血统论”,以贵族自居,建立非法关押人的劳教所,是“红二代”为了保护自己的父母而成立的。

西纠出名之后,很多部委受到造反派冲击,都会向西纠求援,西纠跑去“救火”,难免跟“造反派”发生冲突。“造反派”就到“中央文革”去告状,说“西纠不倒,三司翻不了身”,三司即第三司令部,是当时最造反的群体。而西纠确实也有一些过激行为,其中最突出的是六中的西纠成员在学校搞了一个监牢,还打死了老师。

最后中央文革介入调查,把西纠定为“反动组织”,而周恩来则将其定为“保守组织”。这个定位的差别,实际上是保护了西纠的学生们,因为“反动组织”属敌我矛盾,“保守组织”则是人民内部矛盾。

12月16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誓师大会上,江青叫嚣对西纠要毫不留情的镇压,她称“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说,极少数犯法的纠察队员,玷污了纠察队的名字,“所以我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就这样,西纠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解散了。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才为西纠和后来的“联动”彻底平反。

随着“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党政军局势已经完全混乱,陈小鲁的父亲陈毅和叶剑英、谭震林等老干部,站出来反对“中央文革”的错误,却被定性为“二月逆流”。

陈小鲁看到许多自己熟悉的叔叔伯伯和朋友被打倒,他的内心也越来越矛盾和迷惘。从此,他淡出了运动,改名陈卫东,成了逍遥派,到北京718厂劳动去了。然而,关于陈小鲁的种种流言,却没有因为他的淡出而停止。陈毅被怀疑为“联动”后台,而陈小鲁则理所当然的是陈毅的“联络员”,“中央文革”企图从陈小鲁身上搜集到其父的黑材料。

到了1968年初,“中央文革”又想抓陈小鲁,周恩来为了保护陈毅父子,就出了个主意,把陈小鲁送到部队去,使他跟社会隔离开来,这样即使他是“联络员”,也无能为力,抓起来也容易。如果他不是联络员,当兵也是当时年轻人最好的选择,也对得起陈家父子。

回忆到这里,陈小鲁感叹地说:“总理是有心人,有智慧,这么小的事,想得如此周到,处理得如此得当!‘中央文革’就想不到。”

在征得陈毅和陈小鲁同意后,周恩来把陈小鲁安排到辽宁盘锦的39军,同时宣布一条纪律:不得给家里写信、不得与外人联系。

部队在盘锦的一个农场,离最近的集镇有30华里,用陈小鲁的话说,“就跟天边一样”。住的是地窨子,喝的是从大干渠里放来的水,因为含有过多的碱,味道是苦涩的,而平时连队最好的菜就是海蛎子炒鸡蛋。

在部队,陈小鲁并没有改名,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作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子弟,他并没有受到战士的歧视或欺辱。他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一样出操、训练、下田、做班务,干得比一些老战士还努力,两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1970年初,陈小鲁被正式批准入伍。同年3月8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由于不能跟家里通信,陈小鲁天天听广播、看报纸,只能零星地得到父亲的消息,到了九大以后,陈毅就没再出现在报纸上。直到1971年,父亲病重,陈小鲁才被批准回家探望。1972年1月4日,陈小鲁再次从部队回到北京的时候,已是父亲弥留之际,两天后,陈毅与世长辞。

在沈阳军区的几年,虽然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却仍然不是“法外之地”。对“文革”早已有了重新认识的陈小鲁,无奈之下向岳父粟裕将军写信,请求调回北京。他调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划上了句号。

采访最后,记者问到陈小鲁对“文革”的体会,他说:“‘文革’开始时,我是冲动的造反学生,‘文革’结束,我是成熟的革命战士,从此我再不盲从迷信,随波逐流,尽管后来道路曲折,但我总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实现思想的转折,这是‘文革’最大的收获!”

文革结束后,陈小鲁(戴军帽者)等老校友在八中的校庆活动中与老师亲切握手。

  
  陈小鲁,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的第三个儿子。虽有着这个响当当的“红二代”身份,但陈小鲁真正进入公众的视野,成为关注焦点总共有两次:一次是最近,他向自己的老师就文革中的所为进行公开道歉;另一次则是在47年前,他提议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即文革中名气很响的“西纠”——“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从文革初期的造反小将,成长为反思文革,为文革公开道歉的“红二代”第一人。这47年中,陈小鲁这位开国元帅之子经历了怎样的人世变迁和灵魂淬炼?近日,本报记者在北京粟裕将军的老宅中专访了陈小鲁。
  道歉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陈小鲁的家不远就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南锣鼓巷,在这片胡同交错的区域里,散落着大门紧闭的深宅大院和正在改造的大杂院。
  约定的采访时间,陈小鲁准时地等在门口,他衣着平常,眉眼之间和陈毅很像。开了小门进去里面是一个简朴安静的院落,家里的装修还是上世纪的风格,和平常人家无二。
  “你是我接待的第22家媒体了。”陈小鲁笑着说。面对蜂拥而至的采访邀约,陈小鲁并不抗拒媒体:“拒绝谁都不好,总要与人为善吧。道歉之后出现这么大社会反响,我也是有思考,这就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反思的要求。只要你们敢来我就说。”
  他这场具有轰动效应的行为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陈小鲁回到母校北京八中,参加了一场特别的道歉会。他作为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与学生代表们一起,为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向当年的老师“公开而正式”地道歉,偿还多年的心债。当时,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
  “这次公开的道歉源于对文革的长期反思,特别是今年8月18日黄坚传给我的8张照片。”陈小鲁告诉记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47年后的同一天,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秘书长黄坚,将一组有关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的老照片发给了陈小鲁。
  “看着这8张照片,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回忆。我觉着必须要公开正式地向老师道歉。”陈小鲁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
  陈小鲁写道:“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反思
  书记华锦不堪忍受欺辱自杀,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对“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结果就是组织西纠。
  “我是1946年出生的,3年后全国就解放了。”陈小鲁说。无疑,从他还是一个襁褓里的婴儿开始,他的命运就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人生折射着共和国的历史。
  1949年以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事实上,从1959年以后,我才开始关注政治。”陈小鲁在小学五年级时,遇到了反右斗争。陈小鲁在北京四中上的初中,这时的运动是大跃进了。全民大炼钢铁,就连中南海里的湖边也修了高炉。陈小鲁和他的同时代人,就这样在政治氛围中长大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文革委员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1966年8月19日,陈小鲁做了一件让他后悔终生的事,“8月19日,我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
  陈小鲁直言那时的自己想法比较简单,以为开个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组织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21号到22号之间,我们学校书记华锦不堪忍受欺辱自杀,这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这实际上是我对‘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结果就是组织红卫兵西城纠察队。”陈小鲁说,“在成立纠察队之前我并没有什么名气。”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陈毅告诉陈小鲁:“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到了1967年2月,发生了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一些现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员的事件,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之后,陈小鲁也淡出运动了,他改了名字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但是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也想抓他,找了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转变
  我必须要做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必须独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体制内很难实现。离开体制,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1992年陈小鲁以上校军衔转业,下海经商。
  “其实,从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我就开始对体制产生了怀疑。”陈小鲁说。从体制内到自由之身,陈小鲁说自己是“两步走”。
  1975年陈小鲁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但真正的原因源于陈小鲁自己内心的纠结与痛苦。
  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习小靳庄”。“那时我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盲从,我已经有自己的思考,对批邓很有抵触。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是我不批还不行,否则我就变成一个反对‘批邓’的人,关照我,培养我的领导他们不都要受累嘛。”
  陈小鲁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岳父一辈子在部队里,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野战军干。但是,我在信中的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打动了他,他体谅我的困惑。”
  当年离开部队的时候,军长指着自己的椅子对陈小鲁说:“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
  后来,很多人问过陈小鲁:“如果你当年不是坚持调走而是继续留在沈阳军区,你今天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种轨迹?”
  陈小鲁说:“其实我早晚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人生道路上来。”
  1985年,他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搞朝鲜战争研究,他去采访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采访完,杨尚昆特别对他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他说:“谢谢杨叔叔,我在这里挺好的。”朋友后来对陈小鲁说:“你怎么这么傻,杨尚昆这么问你是有意要提拔你。”陈小鲁回答:“那就是我真实的想法,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批邓’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再也不说违心的话,毛主席说共产党员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那时我有所畏惧,我为什么不能说,我怕打成反革命,怕连累我的家人我的战友,这就是一种关系,迫使我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陈小鲁说。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陈小鲁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我必须要做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必须独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体制内很难实现。我不说违心的话,怎么才能不说违心的话?离开体制,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接受1976年的教训,到了90年代,我想开了,我不当官了,按照我自己心里所想去做自己的事情。”
  陈小鲁在1992年转业。之后他下海了,商海里他涉足过多个领域。他曾担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在是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他相信在传统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权力;而在商品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
  陈小鲁说自己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这也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观。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今天的陈小鲁,和已退休的妻子粟惠宁,平静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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